黑衣、黑裤、黑框眼镜、黑胡子，刘伟民的标志性装扮透着文艺范儿。每当我向朋友介绍这位帅气的男士时，无人不惊叹于他的多元身份：大中华酒评人协会会长，五本畅销葡萄酒书籍的作者，葡萄酒讲师，国际酒展评审，专栏作家。“这么年轻，你曾经是童工吗？”这是最常听到的赞叹。
   
    让人惊叹的不只是他的童颜，还有他神奇的从业经历。最不喜欢写文章，却执笔二十年；最头痛做生意，却创办了香港第一所楼上音乐会所与两本独立音乐杂志；最难接受批评，却成为随时被人点评的酿酒人；最讨厌教学，却桃李处处，常被人以“刘老师”相称。
   
    然而，他更喜欢把自己称为爱喝酒的乐评人，爱音乐的酒评人。因为他的人生里，一半是酒，一半是音乐。

    从针笔到圆珠笔

    “我最讨厌写文章。” 曾经为近一百份报章杂志撰写专栏、经营过两本独立音乐杂志、著有五本畅销葡萄酒书的刘伟民，居然在采访的开头抛出这样一句话。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设计课程，本来天性懒惰不想找工作，在母亲的逼迫下去了全球第一本中文饮食杂志——《饮食世界》，但我不是做编辑，而是做平面设计。”80年代没有电脑，日复一日的手工粘贴、剪切、排版，让刘伟民倍感沉闷，“当时杂志的负责人是香港的第一代食家梁黛玲小姐，她看到我对本职工作兴味索然，就让我尝试写文章。我从来害怕写作，也不看书，一直觉得自己只能拿针笔的，怎么可能拿圆珠笔呢？但是她坚持让我尝试，于是我做了第一篇关于金钱龟与癌症的文章。”

    “虽然说我只是把它当作一项额外的任务来完成，但是为了文章尽量客观，我还是用了两周的时间来做调研，并且三番四次修改后才交稿。梁小姐对结果很满意，逐渐向我每月约稿，并且让我跟着她四处参加社交活动，试吃试饮，结识酒商和厨师等，我也最终转型为饮食编辑。”

    无心插柳，这杆圆珠笔一拿就是五年半，刘伟民积累了经验和人脉，直到饮食杂志竞争愈见激烈。“70年代香港平面媒体的饮食栏目都是经济记者或者体育记者兼任，直到80年代开始才出现专门的饮食记者。当越来越多人注重饮食，杂志的竞争也愈来愈激烈。在前景初现阴霾时，机会也同时出现。“过去没有电邮，只能亲身跑到各个出版社送文稿和图片，如果只送一篇稿件，时间和金钱都很划不来，于是编辑们让我‘顺便’也写写音乐。”

    爱喝酒的乐评人

    就这样好不容易奠定了写食评酒评的基础，刘伟民转型成了乐评人。幸而音乐和酒一样，是刘伟民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兴趣，“在其他小朋友嚷着让家长买糖的年代，我已经拉着父亲的去买黑胶唱片了。”

    80年代是唱片业最蓬勃的时候，但是香港的唱片店环境很差，没有地方享受音乐，只有拥挤的环境，顾客无法投入音乐，也无法忠诚地支持唱片业。刘伟民于是在1992年创办Music Union（音乐联盟），是全港第一家有现场乐队表演的音乐会所，有会员制度，甚至有会刊《New Generation》，后来发展成正儿八经的音乐杂志。

    “店铺在尖沙咀旺区的二楼，有舒服的沙发可以试听唱片，有认真冲泡的意大利咖啡，有好的歌手和乐队现场表演，唐朝、黑豹、Beyond，Radiohead、王菲、关淑怡、林忆莲，都来表演过。还附有时装精品店，卖与音乐有关的时装品牌，都是我自己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从散卖到品牌代理，例如德国拖鞋品牌Birkenstock，当时也是我带进香港的。”这在当时的香港该是多么创新的经营模式啊，即使今天看来仍在潮流尖端，本应大展鸿图，然而事与愿违。“当时没有人能接受楼上铺，也没有品着好咖啡休闲听歌的氛围，所以只坚持了四年半便结束了。当时还在做电台DJ的香港作曲家陈辉阳也是我的会员之一，他为此帮我做了一个马拉松式的告别音乐会，邀请达明一派、林忆莲、关淑怡等红星来现场演出，从下午唱到晚上，持续十几小时，并且在商台直播。我的会员伤心流泪，我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因为做生意太辛苦了。”

    当唱片公司开始财政主导，不再愿意用钱与资源堆砌一个音乐梦时，香港的唱片业开始萎缩。对唱片公司工作开始倦怠的刘伟民嗅到了慢食运动与葡萄酒的气息。“意大利兴起了慢食运动的时候，我想开创一本以此为主题的饮食杂志，但是所有的朋友都不看好。我不再犯想法太超前的错误，因此回归音乐，创刊《Jam》，发展多媒体音乐文章来源于中国红酒网杂志，每期附上VCD，依靠唱片公司的关系，放进国内外流行的音乐录像，还有我自己帮香港独立乐队制作的音乐电视。直到2003年SARS爆发，杂志才停刊。”

    爱音乐的酒评人

    岁月荏苒，辗转做了十年的乐评人，刘伟民始终割不断与酒的联系。

    “我一直喜欢意大利酒，本来想带着太太到酒庄旅游，然而发现独立联系非常困难，不是不会英语，就是不接待私人。机缘巧合，《明报周刊》向我抛出橄榄枝，提供我一个去皮埃蒙特（Piemonte）拜访酒庄的机会，条件是我要开始‘三百杯’的酒评专栏。自此再踏入‘火坑’，又开始了为各种报章杂志写专栏的日子。”

    十年人事几番新，酒圈尤是。刘伟民从旧人变新人，又花费了一番时间和努力重新积累人脉和资源。“做事如果不能投入，就一定不能长期，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既然答应了，就要做到最好。”因此那两个礼拜的皮埃蒙特之旅，他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整理图片和笔记，让“三百杯”变成了酒友粉丝的专栏，吸引了香港和国内的其他媒体纷纷向他邀稿，其中也包括我。

    从乐评人再次变身酒评人，这转变辛苦吗？“写酒评和写乐评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是要先了解创作哲学，然后评判作品是否能融入时代，如果作品很好但是脱离现实了，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创作。这是我看世界的方式，很简单。我过去失败的经验，就是因为时机把握得不对。”他还不忘自嘲一句。

    刘伟民讨厌写作，其实是因为他了解自己完美主义的个性，如果不能做到最好，他宁愿不答应，不交稿。无论稿费高低，他所付出的汗水是一致的。读他的文字能感受到他的使命感，一个媒体人的使命感，“那么有趣的葡萄品种，那么好的酒，为什么我们不让更多的人知道呢？”至今，他已经出版了《倾倒葡萄酒》、《世味葡萄园》、《酒为上著》、《说葡萄酒的语言（法国篇）》和《世界知醉》五本葡萄酒书籍，他希望能保持每年至少出一本书的频率。

    计划之外的酿酒人

    现在，命运又让他做了一件似乎超前于潮流的事情，成为一个酿酒师。

    “我通过意大利翁布里亚（Umbria）的酿酒师朋友认识了意大利名庄福地酒庄（Feudi di San Gregorio）的前首席酿酒师马里奥·艾可里诺（Mario Ercolino）。一次午餐时我谈起我在加州纳帕谷（Napa Valley）一个酿酒比赛中夺冠的经历，促成了我和他共同打造‘Dolce Vita’这个精选酒品牌的合作。成为酿酒人从来不是我的目标或者规划之一，要知道，做酒评人要简单得多，爱夸就夸，爱损就损，变成酿酒师，就面临着其他酒评人对自己的酒的批评，我可不是很能接受批评的人。”刘伟民笑说。

    马里奥在意大利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将南部产区坎布里亚（Campania）的酒带进所有的免税商店，让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产区蜚声海外。刘伟民首先与他合作了一款超级托斯卡纳（Super Toscana），50%桑娇维赛（Sangiovese）、25%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和25%美乐（Merlot）的混酿。“我没有参与葡萄采摘，但是参与了桶边试饮（barrel tasting），挑选不同的木桶，以及不同的混酿比例。尽管现在的比例我理想的风味，但是起码是整数，容易控制，要知道我并不能常驻在当地实时监控。”

    “Dolce Vita”是一个跨产区概念的品牌，借马里奥在不同产区担任酿酒顾问之便，刘伟民会与他一起挑选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酒款，将它们都装进这个品牌下，这在意大利又是一个新概念。“我会挑选口感平衡、易开易饮的酒款，不需要搭配任何东西就很好喝，也不需要长时间的成熟。因为懂酒的人自然会去挑选自己喜欢的酒庄，入门者则需要选购方便和保证品质。”

    首次推出的酒款中只有他手上拿着的超级托斯卡纳有名字——“Aristel”，是拉丁文“最好”的意思，酒标上有音符标记，仿佛暗示着酿酒者与音乐紧密联系的。“我也负责设计酒标，这是我第一次设计酒标，我还不满意这个结果，要考虑中国消费者的喜好，也要考虑贴在酒瓶上的效果。马里奥提议我做一个颈标，写上‘Ronny Lau Collection’。”

    目前刘伟民的酒还没有正式推出市场，但是我相信，他的酒也会像他一样，洒脱，多元，让人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