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初的葡萄酒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是我国葡萄酒发展的转折点。首先，由于西部的稳定，葡萄种植的品种增加。据〈〈清稗类钞〉〉：“葡萄种类不一，自康赜时哈密等地咸录版章，因悉得其种，植渚苑御。其实之色，或白或紫，有长如马乳者。又有一种，大中间有小者，名公领孙。又有一种小者，名琐琐葡萄，味极甘美。又有一种曰奇石密食者，回晤滋葡萄也，本布哈尔种，西域平后，遂移植于禁中”。

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开放，葡萄酒的品种明显增多。除国产葡萄酒外，还有多种进口酒。据〈〈清稗类钞〉〉：“葡萄酒为葡萄汁所制，外国输入甚多，有数种。不去皮者色赤，为赤葡萄酒，能除肠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黄，为白葡萄酒，能助肠之运动。别有一种葡萄，产西班牙，糖分极多，其酒无色透明，谓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复”。〈〈清稗类钞〉〉还记载了当时北京城有三种酒，一种为南酒店，一种为京酒店，还“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渣露、葡萄露、五茄皮、莲花白之属。凡以花果所酿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当时的药酒店还出售白兰地酒。据清〈〈西域闻见录〉〉载：“ 深秋葡萄熟，酿酒极佳，饶有风味。”“其酿法纳果于翁，覆盖数日，待果烂发后，取以烧酒，一切无需面蘖。”这可是道地的葡萄蒸馏酒。

清末民国初，葡萄酒不仅是王公。贵族的饮品，在一般社交场合以及酒馆里也都饮用。这些都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杂诗之六相忘〉〉：

“短日千帆急，湖河簸浪高。

绿烟飞蛱蝶，金斗泛葡萄。

失薮衰鸿叫，搏空黄鹄劳。

蓬窗漫抒笔，何处写逋逃。”

曹寅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准盐漕监察御史，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令人眼红的肥缺，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这首诗告诉我们，葡萄酒在清朝仍然是上层社会常饮的樽中美酒。

而费璜的〈〈吴姬劝酒〉〉则写出了当时社交场合饮用葡萄酒的情景：

“吴姬十五发 ，玉宛蒲桃劝客酣。

但过黄河风色冷，更无春酒似江南。”
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芝罘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公司，并在烟台栽培葡萄。这是我国葡萄酒业经过二千年的漫长发展后，出现的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贮酒容器也从翁改用橡木桶。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亲临张裕翁公司，题写了“品重醴泉”；四字，给予很高的褒奖。康有为曾下榻张裕公司，并赋诗：

“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

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4年，公司正式出酒，即在当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得最高优质奖章。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张裕所产的红葡萄酒、白兰地、味美思，以及用欧洲著名优良葡萄品种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纳”葡萄酒等荣获金质奖章，自此，烟台葡萄酒名声大振。此后，太原、青岛、北京、通化相继建成葡萄酒厂。这些厂的规模虽不大，但我国葡萄酒工业已初步形成，葡萄酒的消费面扩大。从田汉先生于1922年发表的独莫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可知当时社交场合和民间饮用葡萄酒已较普遍：

“饮客甲：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儿吧。

白秋英：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点葡萄酒。

饮客丙：我也爱喝葡萄酒。”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的摧残 ，官僚资本的掠夺，我国的葡萄酒业难以生存，连赫赫有名的张裕葡萄酒公司也无法维持，到1948年仅剩职工两人，工人三名，公司完全破产了。

从1949年建国初期剩下的葡萄酒厂和年产量来看，吉林通化为39吨，白长山这23吨，北京为20吨，山东烟台6.4吨，山东青岛4.5吨，山西清徐2.9吨，六个厂总计年产葡萄酒115.8吨（折全汁酒产量84.3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