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葡萄酒

酒,在数千年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酒的国家之一,并形成了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黄酒和白酒。在史书中有大量关于酒的记载,如:战国末期韩非子有最早的酒广告记载“宋人酤酒,悬帜甚高”(帜:酒旗);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便实行了酒的专卖;在史料中最早的酒价格记载,是汉代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官卖酒,每升四钱”。现存最古老的酒: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距今约三千年) 古墓出土的酒,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关于酒的记载史不绝书,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便出现我国最早的记载酒的文字。在甲骨文中,“酒”字的写法有两种,一是“酉”的单体象形,一是在“酉”字旁加上几个点,表示液体。



  葡萄与葡萄酒的特殊保健功效被揭示后(白藜芦醇Resveratrol的发现,法兰西悖论French Paradox),强调“食疗同源”的华人,对葡萄酒喜爱有加。



  我国最早的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诗·  风·七月》:“六月食郁及 ,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反映了殷商时代(公元前17世纪初—约前ll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了。并认为葡萄为延年益寿的珍品。



  但是,中国葡萄和葡萄酒业开始,还是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8)。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酒业的发展与葡萄酒文化的兴起;以及唐太宗和盛唐时期灿烂的葡萄酒文化;元世祖时期至元朝末期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繁荣;清末民国初期萄萄酒业发展的转折,则是葡萄酒工厂化生产的始端。现在,在中国大陆葡萄酒年产量达30万吨的规模。



  史书中关于葡萄酒的最早记载是《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汉使张骞出使西域见闻。之后东汉以至盛唐,葡萄酒一直为达官贵人的奢侈品。如东汉时,据<<太平御览>>卷972引<<续汉书>>记载: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剌史。以至于苏轼对这件事感慨地写到:“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唐朝是我国葡萄酒酿造史上很辉煌的时期,葡萄酒的酿造已经从宫廷走向民间。酒仙李白在《对酒》(《全唐诗·李白卷二十四》)中写道: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记载了葡萄酒可以它像金叵罗一样,可以作为少女出嫁的陪嫁,可见葡萄酒普及到了民间。



  另外,唐朝王绩的《题酒家五首》,刘禹锡的《蒲桃歌》,宋朝陆游的《夜寒与客挠干柴取暖戏作》,以及元朝时期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曲、明清小说中都有大量关于葡萄酒的生产、消费的描述。



  而在元朝《农桑辑要》的官修农书中,更有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葡萄生产的记载,并且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明代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卷30中也曾记载了我国栽培的葡萄品种。



  但是,葡萄酒在中国为何没有象在欧洲那样深入人们生活?这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观点一,由于葡萄酒原料的生产有季节性,终究不如黄酒原料(谷物)的获取、保存那么方便,因此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未大面积推广。在历史(元朝以前)上,葡萄酒的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新疆一带,而汉民族对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基本上是不得要领的。这也是合乎史实和逻辑的一种解释。



  观点二认为:葡萄酒是舶来品,不是中华文化的原有组分,因此,华人消费葡萄酒也就不具有普遍性。这种观点似乎民族情结过重,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技术与西瓜同一时期传入我国,而番茄、胡萝卜、马铃薯等传入我国都要晚于葡萄。今天,有谁能说华人不能普遍喜爱西瓜、番茄、胡萝卜、马铃薯呢?



  观点三认为:葡萄酒适配西餐,搭配中餐太牵强。这种观点又似乎不很了解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中华饮食的川、鲁、粤、潮、浙等八大菜系,风味之丰富,堪比法国葡萄酒。普罗旺斯的鱼适配普罗旺斯的桃红葡萄酒,法国的烧鸡可以搭配香槟或白葡萄酒,法国的鹅(鸭)肝可以配法国葡萄酒,中国的鸡、鸭、鹅、牛为何不能?他们如何知道这其中的差别?只是我们对这两者了解太少而已。



  当然,作为一名葡萄酒爱好者,大可不必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只要自己喜欢。





注:该文发表于《THE WINE REVIEW》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