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经历中国葡萄酒行业也是20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葡萄酒行业的发展，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金城：我觉得中国消费者对于葡萄酒从不懂到懂的这段历程就是中国葡萄酒行业发展的缩影。我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开始在王朝做酒，特别是当时用玫瑰香葡萄酿制的半干白葡萄酒得到了非常多的消费者的认可，由此逐渐普及了干酒的知识。企业从一两百吨、三四百吨，一下子扩建到了几万吨。这都是靠中国消费者的支持。然后到95年前后，红酒热的兴起，又有一个对红酒的认识，特别是红酒对健康的作用吸引了消费者。所以说消费者观念的变化也是这个行业的反映，市场和企业的互动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葡萄酒市场。

记者：您是做技术出身，虽然中间也从事过其他方面的工作，但您最终还是回到自己最熟悉的这个领域，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你？

陈金城：从我个人来讲，虽然我曾经在国内几年时间来学这个专业，但是同在法国那种非常的深入、细致的学习相比，在国内学的真的很皮毛。从法国学成归来以后，一直有这样一个理想，就是怎么把中国的地产葡萄，做成正宗的葡萄酒。我是做技术出身，做市场，实话说，不是很灵，一个人有有长处有短处，但是我始终认为，技术应该是我的根本。我在行业里面干了二十多年了，对葡萄酒的理解是非常深的，也正因为对这个行业太了解了，所以我们做任何工作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不会让其他的一些东西去左右。就像一个人一样，怎么才能走正道？你得有起码的判断能力。企业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行业做的久了，国内国外都了解了，然后就有了自己的判断，知道什么样的产品能最终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最终成功。企业也需要营销，但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营销，你得有好产品才能行，产品不行，营销只能起一时的作用。

我的学习过程让我明白葡萄酒是个很传统的东西，做葡萄酒要慢慢来，不能着急。葡萄酒有一个“真”的东西，不能靠炒作，例如，我们讲年份，年份怎么才能出来？你得一年年的存出来，不然哪来的年份酒？这个你不能急，急也没用。我们要做某个品种的酒，不是说，今年种上，明年后年把葡萄一收，把酒做出来就可以了，这样是肯定不行的。他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探索的过程，用什么样的工艺、手法等等，葡萄酒不是完全依靠教科书来讲就可以的，这其中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而这也是吸引我一直在做技术的原因。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葡萄酒企业和法国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陈金城：其实我从法国回来以后到现在，期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从法国模式到中国模式的转变。我最开始是直接把法国葡萄酒照搬过来，结果是碰了壁，普通老百姓不接受。做酒庄的想法也是在这个阶段，后来我就开始研究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做适合中国口味的酒。因为我们和法国不一样，中国有中国市场的特点。

国外的酒庄，很多实际上是非常简陋的，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准备把酒厂建的多漂亮，我们的重点是想着力把酒做好，但后来我们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有前来和你合作的，想经销酒的人，你再怎么跟他讲这个酒怎么好，他也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这个葡萄酒，觉得葡萄酒怎么可以作坊式生产？他就只会觉得，人家的酒厂那么大，设备那么好，你这个酒厂这么小、这么破，你的酒怎么能比人家的好？其实中国的消费者普遍是这个心理，在法国不会这样，他只会尝你的酒好不好。我们一开始这么做，碰到很大的阻力，后来就更多的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了。

记者：您对于中国葡萄酒行业下一步的发展是怎么看的呢？

陈金城：我参观过很多国外的酒厂，新世界、旧世界都去过，对比中国的葡萄酒行业，我觉得我们以后要走的路，应该是新世界葡萄酒国家的路。而很难走像法国等葡萄酒传统国家的路，他们是多少年才形成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很难再做这样的细分。中国现在也出了这么多大的品牌，王朝、长城、张裕等等，领导性的品牌已经出来了，但在细分市场和品种的多样化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的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领导性品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中小企业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立脚之地。

中国的葡萄酒市场是非常好的，潜力非常大，但是好葡萄酒是时间磨砺出来的，着急是做不出好酒的。葡萄酒的市场也是一样，你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丢掉了自己的东西。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

记者：对自己企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考虑吗？

陈金城：酒厂规模已达到一万吨，对我们来说有一定压力的，我们周围有六七千亩葡萄园，政府和农民，都希望我们的厂子能够多收购一些，但是我们也矛盾，一方面我们规模扩大，市场开发方面还没有完全跟的上，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的扩张违背了我们最初做葡萄酒的初衷，我们想先把酒做好，再寻求规模、市场的突破。

但是后来看到农民有时候比较艰难，也指望着酒厂能够多收购一些，我们也尽量的满足农民的这个要求。一定程度上说，果农和酒厂是鱼水关系，谁也离不开谁，酒厂扩建一些，果农就比较高兴，葡萄就都交给你。我们酒厂所在的两个村，加起来有六千多亩地，他们希望都就近交给我。即使现在我每年收不了这么多，我们也得做这个工作，以后我们企业发展起来以后，这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讲究这样一个信誉，尽可能跟农民搞好关系，不拖款，不压价，他们也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企业的良心。